远去的老井

那天，村里老王的儿子结婚，我随乡亲们去贺喜。屋里，溢满了人们的欢声笑语；院里，几个厨师正忙着做菜。他们身旁，地下伸出的一个自来水喷出强劲地水柱，“哗哗”地流进盛水的大缸里。

“还记得吗？这院子的南头，就是原来咱村的老井呢。”70多岁的老王突然冒出的一句话，引得乡亲们齐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的院落。

我5岁那年跟父母搬到这个村子，在这里已经生活了43年，对远去了近20年的那口老井，依旧记忆犹新。很快，我记忆的闸门就被院里流淌的自来水冲开——村中老井，因为老井衍生出的那些悲喜往事，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铺展开来。

我们村，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70年前，这里还都是一望无际未开垦的黑土地。后来，先辈们在此挖河引水平整地势，就逐步有了上千亩的稻田。因为离老村远，父辈们就在地势高的土岗上盖了几间简易房，用做大伙儿中午歇脚的地儿。农忙时，不少人就搬来行李拿水带粮住下，免去早晚回家的奔波之苦。

开垦的稻田越来越多，盖的简易房也有了足足二三十间。看住的人多了，农场便在此成立了新的生产队。人多了，吃水就成了头等大事。开始，生产队准备了一辆老牛车一个大水罐，每天从20里外的老村拉水。后来，生产队请来了打井队，经过一个月不分昼夜的工作，一口甜水井终于打成。

曾听父亲讲，当时打井没有任何机械动力，全部是用人工凿成。打井的时候，也会竖起高高的井架，只不过钻杆和钻头都是人喊着号子用力向下凿去。只要开工，向下的钻头就不能停，打井的人会每4人一组，轮班干活。

近百米的井眼钻好后，最后的一道工序就是下“管子”了。当时的“管子”不是现在的水泥管或钢管，而是从南方运来的像大海碗一样粗的竹子。选竹子时要掐头去尾、体型笔直，上面要均匀地钻上进水的小窟窿，竹子与竹子之间，用铁丝和结实的布料捆实。

那时候，地下水位非常高，井打成了，水就会自己流出地面，且昼夜不断。父辈们为了吃水方便，在井管旁挖了一个深达3米的圆形大水池，水池用红砖和水泥砌好，大伙儿吃水，就从大水池里挑。

我最早去大水池挑水，是13岁那年春天。我父亲是生产队的车把式，每天都早出晚归出门拉东西，根本没有时间挑水。为此，母亲为我准备了小一号的水桶，几乎每天上学前，我都跟在母亲身后，颤巍巍地把水挑回家。我清晰地记得，开始挑水的那几天，我的右肩膀上被压出了一个像馒头一样的大包，扁担放上去，我就会疼得呲牙咧嘴。

有了水井，几个老村搬到生产队的人更多了。但是，从3月大水泡田到6月播种插秧，人们忙的脚后跟不沾地，去水井挑水，大家也只是相互打个招呼就匆匆走人。进了8月，正值农闲。每天早晨的水井旁，挑水的，洗衣服的，大人之间开玩笑的，孩子们嬉戏玩耍的汇成欢乐了的海洋。水井旁的空地，俨然就成了全村的休闲广场，那些国家大事和乡亲们的家长里短，都在这里绘声绘色讲出来，然后再随着水桶担回家。有时候，一些趣事就发生在了水井旁——那年，孙继中和李可江还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两人平时在生产队干活不分上下谁也不服谁。结果这天挑水时相遇，两人摔跤引来一百多人呐喊助威，结果是不分胜负双双跌入水井中。50出头的李少双平时喜欢玩纸牌，晚上去挑水时听说老孙家正好三缺一，他一路飞奔回家，缸盖没揭就把水倒了出去——

当然，发生在这口水井旁的故事，也并不全是欢笑和幽默。文革时期，村里一位姓孙的老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臭老九”，每天都被游街批斗。老教师受不了无休止地折磨，在10月底的一天晚上跳入水井自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场兴起了“工业兴场”的热潮，建成的工厂几乎个个都是用水大户。无休止地超采使地下水急剧下降，不到一年，养育了我们几十年的甜水井渐渐干枯。看着圆圆地大水池露了底长出枯草，无奈的乡亲们只能发出一声声的叹息。

如今，村里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用起来确也便捷。但是，那远去的老井却永远珍藏在了我的心底。毕竟，那水井旁的往事，常常让我回味；那甜甜的井水，滋润了我的心田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