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妃甸:中国未来之城样本(图)
曹妃甸生态城效果图。曹妃甸和其他生态城最大的不同，就是打破能源、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城市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的格局，强调循环协同效应。 图/资料图片
曹妃甸速度
一切就跟做梦一样。
在渤海湾西岸唐山市的曹妃甸这一带状沙岛上，仿佛正上演着一部快进的纪录片，人们都在奔跑，楼群在生猛地长高和蔓延。这里在为争夺“中国第一生态城”而马不停蹄。
“未来一百年，未来三百年，世界上的城市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绝不会是现在意义的城市，我们在这里，会交出一份答卷，会描绘一个新的画卷，来引领人类城市化的进程。”3月11日在曹妃甸生态城开工仪式上，唐山市委书记赵勇说。
而竞争对手们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着，它们包括中国和英国合作的上海崇明岛东滩生态城，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位于滨海新区内的天津生态城，中国和瑞典合作的无锡太湖新城，以及河北廊坊万庄生态城等。
这些生态城个个目标宏伟，不是要建成“国际第一”，就是“中国第一”。
随着全国生态城建设的竞争日趋激烈，晚一步就没有示范性，没有示范性没有代表性；环渤海城市群的竞争中，自力更生的曹妃甸生态城还必须和国家级的天津生态城短兵相接。也只有尽快做出成绩，才能吸引来更多投资以支撑生态城建设进入良性循环。
2009年，曹妃甸生态城计划建设项目35个，总投资977亿元，计划完成投资206.9亿元。
“时间决定成败！”曹妃甸生态城管委会主任李可君时常这么激励同事。
在新城开工奠基仪式上，李带着管委会的同事们在一块写着“起点石”的石头前宣誓。“那时候，它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起点石，除了它，旁边连条路都没有。”管委会成员张红菲说。
之后，整个团队拉响了第一个“六十天大会战”的号角，以“白加黑，五加二，三班倒”的战斗精神全面开启新城建设。
两个多月前，周双军刚刚借调到管委会工作的时候，每天还需在距此40分钟车程的唐海县临时办公地和新城现场之间来回穿梭，眼见着生态城综合服务区办公楼在近百天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敞亮的办公室、平整的道路、茵茵的草坪，还有周边拔地而起的食堂、宾馆、加油站……
而去年年初，当管委会员工王丽维第一次坐着水陆两用的气垫船去的时候，那儿还全是虾池子和滩涂。
7月9日，市委书记赵勇率领各区县领导干部集体参观新城建设，李可君在刚落成的餐厅里同时接待了近三百人用餐，完成了市委市政府“6月底形成接待能力”这第一个时间节点的任务。
丝毫不容喘息，这支队伍一鼓作气投入到第二个“六十天大会战”之中，接下来的任务则更加艰巨：年底达到建设区大批建设工人入住、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城市基本框架，用五年左右时间，形成一个服务比较配套的城市。
根据曹妃甸的宏伟规划，2020年，这将是一座面积74.3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80万之众的未来之城。“我们现在建生态城市，要不断创造奇迹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李可君对记者说，“曹妃甸不乏奇迹，但需要每天创造新的奇迹。”
深绿之城
曹妃甸位于唐山市南部沿海，因岛上曾建有唐朝皇帝李世民一曹姓妃子的庙宇而得名。由于有大型深水港口，2005年首钢搬迁至此。2007年，曹妃甸的南堡油田区发现了一个10亿吨的大油田，让温总理“兴奋得睡不着觉”。
就是这样一个以钢铁和石油等产业为依托的曹妃甸，从一开始就想在可持续发展上另辟蹊径。对唐山这座历经百年的工业城市来说，生态城是它从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战略的重要部署，是唐山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2007年底，唐山和天津竞争国家级生态城失手，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唐山市要建立一座生态城的决心。
后经建设部搭桥，唐山市政府与瑞典环境科技中心接触，双方在理念上一拍即合，随即由瑞方邀请瑞典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SWECO担纲设计曹妃甸生态城总体规划。
瑞典拥有世界领先的清洁能源技术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经验，“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深度合作的示范性项目，把瑞典成功的理念和经验介绍到中国，这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环境。”瑞典使馆商务参赞柯拉克说。
当时，曹妃甸北有天津生态城，南有上海崇明东滩生态城。但对生态城的理解，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如何建设，也没有统一的规范。曹妃甸的生态城该如何定位呢？
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受邀到瑞典著名的可持续性发展社区哈马碧新城参观考察，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路边晒太阳，他便走上前去跟老人家攀谈，“您觉得住在这儿怎么样呀？”老太太特别幸福地回答说：“好极了！每天早晨我到阳台上一推开窗户，感觉自己就像女皇一样！”
哈马碧城一个普通市民的感受深深打动了赵勇，他想我们也要建造这样一座“深绿型”的城市，让我们的市民也拥有这样一份幸福。
所谓“深绿型”，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程度的一种形容。瑞典使馆环境技术中心的高级官员于萍解释，“浅绿型，落脚点停留在宜人的景观和环境上；中绿型，在技术措施层面有所作为，如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的污水处理水平；深绿型，则要打破能源、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城市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的格局，充分挖掘多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并尽可能地开发利用当地可再生能源，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而这种打破传统的各自为政的管理方式，强调循环协同效应，正是曹妃甸和其他生态城最大的不同。
具体来说，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和废水被分成黑水(以打碎的餐厨垃圾和粪便为主的高浓度有机垃圾)和灰水(轻度污染的废水)分别加以利用。黑水经过处理可以产生沼气，提纯的沼气能为城市的BRT(快速公交系统)公交车和一部分机动车、小汽车提供燃料；还可以成为肥料回馈给农田，代替常用的化肥。灰水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可以用来灌溉植物。
而这种“变废为宝”的模式正是瑞典绿色经济领先的一个鲜明特点。
除此之外，还要通过节能系统等使建筑能源需求量最小化，建设公交导向型的交通系统和密集灵活的路网，优先行人、自行车、公共交通，降低小汽车使用率，减少交通流量，从而降低城市能源消耗。此外，合理开发曹妃甸当地的风能、太阳能使城市实现95%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
挑战旧的城市管理模式
从规划到实施，曹妃甸生态城的快速发展都是一个创新性的试验样本。近年来，曹妃甸的开发热度骤升，规划总赶不上变化，《唐山市总体规划》也一直处于修编状态。
对于生态城的规划，唐山市规划局局长林澎评价，这一规划在生态城市建设的多个方面做了大胆探索，特别是在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城市布局、城市绿色交通、城市能源系统和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方面，突破了国内现行的许多设计规范。
就拿指标体系来说，SWECO为曹妃甸生态城设计的一套分为7个子系统和141项的规划指标体系，可操作性很强。例如，公共空间(包括绿地)在500米内的可达性为100%；服务设施的方便性，在400米范围内享有基本服务功能的住房比率，目标值为100%。基本服务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公立学校、食杂店和公共交通。“目前，我国国家或地方的生态城指标体系都是关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整体目标，还没有出台过专门用于指导物质空间规划和各技术子系统的生态城指标体系，SWECO在曹妃甸的工作则填补了这一空白。”SWECO的设计师刘小波说。
生态城管委会主任李可君指出，“依据这些具体指标，便界定了我们建立起人们住得下、买得起、适宜生活同时又对自然环境友好的城市良性循环发展方式。”
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一回事，实施又是另外一回事。如何具体应用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仍是困扰城市管理者的难题。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要点和建议》就曾提出，管理制度和政策的缺位和失灵是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利用问题的主要原因。
例如，曹妃甸生态城想要借鉴实施瑞典密集的路网和灵活的街坊设计还存在一定困难。瑞典的城市交通体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道路窄、路网密。这样的好处在当地显而易见，首先不容易堵车，因为道路窄，路网便可设计得密集灵活些，一旦出现堵车，车辆很容易疏散到其他道路上；路窄同时也控制了车速，避免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加重拥堵情况。另外，从人居的角度考虑，窄而密集的道路有助于形成一个便于行人彼此交流的宜人空间，让人与人变得更为亲切而非形同陌路。
唐山的规划者很认同这一理念，但如何在国内实现还需要突破规范。
路宽与地下管线排布直接相关。瑞典的地下管线，如污水管道、垃圾管道等，是互相挨着布设的，而且管子的直径比中国小，各种管道共用一个检修口，这样一来它的路面便不需要很宽。而国内一直是各部门各自铺设自己的管道，且间距较宽，并设多个专门的检修口，这样想要给国内的马路瘦身就不大容易，一则需要国家出面修改规范或者通过专家论证会论证，二则还需要对多个管理部门进行协调。
再如，瑞典独特的黑水处理系统对中国来说是全新的，“我们预留了黑水管道，但是最终是否使用还未可知。黑水处理在瑞典也未全面实施推广，瑞典现有项目规模较小，把这套技术系统应用到曹妃甸这么大规模的城市中，还需要等相关的规范出来。”清华城市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李永红说，他们负责将生态城的概念性规划落实为符合国内规划规范和标准的控制性规划。SWECO的设计方案基于起步区12平方公里提出生态城将实现95%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其中主要依靠风力发电。但由于风力发电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大型风力发电需要接入区域电网，曹妃甸生态城并非电力孤岛，由此一来，它的电力供应是由区域电网提供而非风电自给自足。根据发改委新出台的《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风电的上网电价在0.51-0.61元之间，而一般煤电的价格在0.28-0.3元之间，如果能够顺利上网，风电电价也将平摊入整个电网。另外，在滩涂、浅海建风电场成本也较高。其可实施性还需大量论证，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影响95%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理想状态。
